由于夫人隗合琴是房山十渡村的因素，再因自己对北京史地民俗特殊爱好，所以对十渡的史地民俗却有着特殊的留意和钟爱，一到每年节假日的探亲时节，正是我游玩考察的大好时机，在八十年代我就根据当地的一些遗迹、遗址，经考察整理搜集论证后，曾撰写了数篇有关十渡的小文在当时《北京晚报》副刊的（谈北京）栏目上发表，那时的晚报只四版。这都是在当年副刊主任李凤祥精心的在我门这些爱好人的撮沙寄稿中，他再认真淘金而成。以供我们北京的热心读者茶余饭后的消遣和品味。
在这些已发表的拙稿中曾有几篇有关佛文化的文章，如（十渡的龙山“佛”字）、（十渡的“娘娘庙”）等，向上两篇今天看来还实属浅陋，如“佛”字的大体成因和娘娘庙的连带关系等，系统和深层的始终是未达我愿，这始终是我心中的遗憾，就在这几十年中，我对龙山东侧山崖上一石洞探查成因，始终不明其源，但我肯定一点的是此石洞纯属人为，并一定与佛学有关。在科斯特地貌的山崖中，它却四壁溜光无任何斑茬，尤其突出的是更没有一点人为凿打的任何痕迹。我懂石匠的工艺，这不是近代石匠的工艺而为，当时我就断定石洞有着一定的年代了，至于何朝何代我是不能肯定，洞口一小门宽约六十公分上下，高约一米七，进洞后立马开阔许多，此窟正中高约两米，周围成圆形洞底约四平米上下，洞壁基本竖直，其顶为穹顶狀，我一米七的个头举胳膊伸手上探才能触顶。
上世记的九十年代，在此洞不明心不甘的驱使下，由于此洞紧挨内弟隗合强家，饭后无事我又一次和夫人手攀脚踏沿着山崖上的羊肠小栈进洞寻找线索时，在经年累月形成细如面粉的很厚土层里，最里的正中岩壁下，沙里淘金似的用小棍挖掘了一多平方尺下面约近二十公分地方，突然发现了一高约六公分的一把香头，香头由于还有看似原为红纸相扎还未散开，但颜色由于天长日久在土中，阳光更不见的状况下早已蜕变成了近白色，只是稍微还有些淡淡的粉色了，见此物我深深的舒了一口气。
使我始疑此洞是与佛文化有关的猜想得到了印证，我原疑它是老僧坐禅的地方也不无道理。而且我还疑此洞的开凿方法应是火烧水激炸裂成洞，它的方法是和李冰父子开凿都江堰的宝瓶口相似（即爆裂法）。
对于此洞的由来现在我终于得到了解惑，这完全归功于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李新乐学兄。他的大作中终于给我提示了一个完整的答案，此洞原来是一个比较有着一定历史的“石室瘗窟”，他解《诗·大雅·云汉》：“上下奠瘗。”孔颖达疏：“奠谓置之于地，瘗谓置之于土。”王守仁：《瘗旅文》“念其暴骨无主，将二童子，持畚扩插往瘗之。”（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辞海1788页）。“瘗”和我们古代的丧葬民俗有着很重要的关系，这就是丧葬中的“瘗钱”。这样的民俗主要在“汉”时代及前后，这在我们现代的古墓发掘中也得到了精确印证，帝王古墓基本都以“金银珠宝”陪葬，这就是“瘗钱”民俗的重要遗物，帝王是这样，在民间基本就是以“纸钱”以寄托哀思了，但封建帝王还照样以“瘗钱”祭葬。如清代慈禧的墓葬就是一个典型，在民国军阀孙殿坤大掘其墓出土的文物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根据以上的历史民俗我们可以肯定的得知，前者是老僧生前坐婵默经之室，后者确实为老僧圆寂后的露尸葬窟。这在我门北京是不多见的，只是李新乐老兄前些年在京西的石景山发现一处。而且他经过呕心沥血刻苦努力的查阅，和论证出了的历史渊源，他的文章给了我很大收益。此文收录在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北京民俗文化集锦》中的118-120页。
十渡的“石室瘗窟”坐落在龙山东侧，在橘黄色的山崖上，有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此处悬崖峭壁令人望而生畏。石室是开放的，没有门窗。窟口东向面朝太阳升起的半崖之上，峭壁下方的北侧原有“娘娘庙”一处，就是现在庙虽不存，但十渡及周边百姓每到“清明”节，就会到此庙上香求愿，保佑生儿得女传宗接代。在此虔诚意愿的趋使下，天明前就来人不少，其因就是都争头注香。娘娘庙的具体地址，就在现北京监狱管理局十渡培训中心的墙北侧，但培训中心已将遗址又征入旗下。“石室瘗窟”正好就是培训中心背以的，悬崖峭壁上离地约几十米。顺“石室瘗窟”继续沿龙山向南，数百米就是十渡龙山的“佛”字的所在。而且龙山最南端就是原来龙王庙的所在地，即今日平西抗日烈士纪念馆处。在2013年春节，我在回十渡夫人娘家过春节时，我又到十渡龙山探查时，在此洞的北侧又发现两个“石室瘗窟”，但这两个主要是利用自然山洞改造形成，从人为的痕迹没有南边的突出，从以上三个“石室瘗窟”看，这无形中又更进一步的说明十渡龙山的东侧在隋唐时期，是一处典型的三阶宗发展的具有一定佛文化的历史遗迹。由于历史年代久远，后人不得而知。
十渡的“石室瘗窟”是佛教“三阶教”（也称三阶宗）露尸葬的一种，是此教主修之一种，突出施舍的丧葬形式表现，僧人圆寂后也要继续将尸体施舍给自然生灵的飞禽和走兽。佛教中的石室，原为修禅所开凿，后来成为露尸葬的场所。早在晋代，就有僧人坐化于修禅石室的记载。隋唐时期，“石室瘗窟”更加流行。隋代僧人法纯，圆寂后遗体“葬鹿原南，凿龕处之，外开门穴，以使飞走。后更往观，身肉皆尽，而骸骨不乱。”
十渡的“石室瘗窟”特点：一;东向，是否意味佛从西来面东方？这一点是从我国辽代不知从何时起因的朝日遗俗而推。二；位于悬崖峭壁之上，即“千寻直壁，万仞高崖”，使“火不能焚，水不能没”。三；石室空间可容数位僧侣诵经和瘗窟。四；“石室瘗窟”是开放式的空间，没有门窗，便于飞禽走兽的食用。现西藏的“天葬”民俗，也当属佛教在历史上受“三阶教”佛主施舍的遗俗变种。五；房山是佛教在北京历史上重要发展地，云居寺、上方山等处就有一定的代表性，何况北京佛塔众多主在房山。十渡离云居寺不远，必受不同时期的佛文化影响，因而十渡存有佛文化的遗迹很是正常，现在只是不同时期的历史发展，以及佛宗的不同阶段的分宗和脉络渊源，在十渡有着重要佛文化遗迹的地方不清而以。我们搞史地民俗的只是根据一些线索沙里淘金了。十渡的龙山山洞完全符合“石室瘗窟”的特点。
“三阶教”是笃信“石室瘗窟” 的佛教宗派。“三阶教”又称“三阶宗”或“普法宗”，为南北朝至隋朝时期的著名僧人信行所创。信行（540—594），俗姓王，魏郡（今河南省安阳市）人。据《信行传》记载，信行十七岁在安阳法藏寺出家。他对佛法有独到见解，又注重修持。开皇九年（589），隋文帝为他特意建造了化度寺、光明寺等五座寺院。信行以五寺为基地，弘扬三阶教法。
所谓三阶教法，是对于佛教的判教方法，它把佛教分成：三个；时（时间）、处（空间）、人（主体）三类，每类又分三阶。从时间上来说，佛灭之后有正法、教法、末法三个时期，从空间上说，有彼岸世界、现实世界（包括二、三两阶）；从主体（泛指众生、狭义指人）来说，有已经得道的、有现实可塑性的、还有完全颠倒的三种。
三阶教在修行实践上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提倡苦行，每天只吃一顿乞来的饭。二是提倡布施，强调集体布施的功德。自己死后，尸体也要被鸟、兽吃掉，以身布施给大自然的生灵。
信行创立三阶教的目的，也许是针对当时佛教内部某些不良现象的一种改革尝试。遗憾的是，他没有成功。三阶教消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排斥净土宗，不念阿弥陀佛，只念地藏菩萨；尤其是不拜佛像，因此被其它各派视为异端。入唐以后，武则天和唐玄宗都明令取缔三阶教。因而三阶教在中唐以后渐渐的走向消亡。随着三阶教的消亡，“石室瘗窟”的丧葬形式也随之不存。因而十渡的“石室瘗窟”，也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导致在中唐后废弃不用，只留“石室瘗窟”的弃洞遗迹至今。不过，它的发现却无疑给我们北京的佛教发展史，带来了一个极为深远的历史文化信息，尤其是对房山的佛文化重地研究增加了，一处历史更久远些的遗证财富。
房山十渡“石室瘗窟”的发现，意义重大；
其一，这无形的历史文化资产是先人留给我们后人的巨大财富源泉，尤其是在北京的旅游圣地的拒马河流域更是其价值不菲，当引起有关部门的多学科的重视。
其二，信行的弟子有本济、僧邑、慧如、慧了等人。三阶教被排斥后，弟子有可能在房山传教，尤其是十渡地区。“石室瘗窟”的主人，很可能是信行的弟子所开凿利用。
其三，一般认为，“石室瘗窟”群唯长安和洛阳才有，十渡“石室瘗窟”的发现推翻了这种狭隘的学说。
其四，房山的云居寺在历史上也称石经山，是因刻经藏经而成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它的始创刻经是否于三阶教有着致密的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石室瘗窟”却给了一些回答；隋唐之际的四次灭佛，三阶教是重要目标。三阶教要使佛经传世，刻经、传经实属被迫之举。所以云居寺就当是三阶教刻经的历史文化遗产。云居寺的刻经始创于隋朝的静琬大和尚，这与三阶教的年代是相符的。当然这是否确切，只能是有佛文化研究的学者更进一步的考察论证了。
不管怎么说，房山十渡发现的“石室瘗窟”一定有着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于历史文化研究和旅游开发，有着不可估量的无形价值。若开发利用普及佛文化在我们北京、房山和十渡，从旅游角度上惠及今人城乡其价无量，只是如何开发利用和市场运作的问题了！！！
附：三阶教创始人
释信行（公元540—594年），隋代创立三阶教的僧人。魏郡今河北临漳西南人，俗家姓王。信行幼年时代，即富于同情心，善言好辩。唐《续高僧传》卷十六说他“蕴独见之明，显高蹈之迹”年十七，在相州（今河南安阳）法藏寺出家。受具足戒后，博览群经，探求奥秘。他认为弘扬佛法，应少空谈，多行济度，根据不同对象，因机施教。他不满传统的佛教形杰因而产生一种创立新兴教派的思想。他又感到实行济度，即是行菩萨道，而比丘身份，又有诸多不便。因此他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乃于法藏寺舍比丘戒，成为菩萨僧。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二说他“居大僧下，在沙弥上……头陀乞食，日止一食”。这说明信行虽舍了比丘戒，但并未成为俗人，他还是在修头陀苦行，过的是出家人生活。
信行的行为“与先旧德，解行弗同”的是，他学《法华经》中的常不轻菩萨，在路上遇到人儿不问男女，他都下跪膜拜。他“单衣节食，挺出时伦”。由于他的行为如此特殊，所以“四远英达者，皆造门而诘问之”。信行即“随事直陈，曾无曲指。诸闻信氛莫不顶受其言，通舍章疏，从其化及，禀为父师之礼也”由此可见信行的所作所为，在佛徒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取得了很大成功。
由于信行讲修持，曾一度被隋朝廷所重视。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他应召赴京（今西安），仆射高颖请他住真寂寺。不久，信行即在京城修建了化度、光明、慈门、慧日、弘善五座寺院。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卒于真寂寺，终年五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