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渡作为平西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在我党领导下，蓄积革命武装力量，坚持抗战斗争，其间威武壮烈的斗争事迹，已如车载斗量，记入史册。但是，关于我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建设，以及当时的教育状况，尚缺乏挖掘整理。追思彼时，反鉴于今，当有发扬革命传统，匡风化俗的现实意义。
为此，笔者访问了隗合生老人。老人今年六十八岁，虽年近古稀，但面色红润，身体精神依然健朗。他执教近五十年，是十渡抗小第一任教师，现以行政十八级干部待遇而离休，谈起往事，老人记忆犹新。唏嘘之中，感慨良多。今依老人所述，整理成文。
十渡抗日小学的建立
由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始，中国开始遭受巨大民族灾难。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国民党中央军望风南逃，土匪顽伪势力应劫然而生，大片国土兵连祸结。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生民百姓心存一念，在于主张抗日的共产党和八路军。
1938年农历八月二十一日，十渡地区开进两支八路军部队。番号“冀西”。一支叫“先遣支队”，司令部驻在十渡村，一支叫“挺进支队”，司令部驻在十渡村西三里的西庄。在十渡的这支八路军队伍，还有一个地方工作团，成员大多是投身革命队伍的青年学生，团长名字叫王拔。这些热血青年为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到处书写抗日标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到各村成立抗日救国动员会，建立救亡室，组织妇女救国会和青年救国会，荒僻的山村，到处可以看到抗日情绪的增长。在群众基本发动起来以后，工作团办起第一所抗日小学校。校址设在十渡隗和田东屋(后被鬼子扫荡烧毁)。开始时，仅十几个学生，工作团成员自任教师。学生来源于贫雇农家庭，所用课桌是八仙桌和炕桌，课本是八路军油印的麻纸课本。
此时，在“房山县高”读过小学五年级的隗合生，正因事变滞留家中。他受到抗日感召，深感不打走日本，国家没有前途，因此，怀着为抗日救国出力量的愿望，经十渡村抗日救国动员会主任晋尚贵介绍，担任了“十渡抗日小学”第一任正式教师。这个时间是1983年10月，他十九岁。
抗战时期，十渡属平西十一分区。无论从对革命造成有利条件的区域环境去看，还是从时间上推断，“十渡抗日小学”，或许就是我区第一所抗日学校，甚或北京地区较早的抗日学校。
抗日民主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尽管在战争年代，我党对教育工作也是十分重视的。组织机构健全。从专区到乡村，教育是政府工作中民、财、实、教四大部门之一。县有教育科，区有教育助理，村有教育委员会，各校之间又有中心片教师。工作层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除专职干部外，其它部门干部下乡，也都要到学校过问教育工作。一方面帮助学校解决问题，帮不识乐谱的教师教唱新的抗日歌曲，一方面要求学校做好该部门任务的宣传。这样，学校就成为农村抗日宣传阵地，师生成为中心工作的开路先锋。
党对教育工作的重视，还体现在领导过程。1939年春，西庄村的龙王庙建立了“平西抗日大学分校”。同年秋，房良联合县政府由堂上村迁移到十渡，又在十渡建起“抗日高小”，县长刘介愚兼任校长和政治教员。这种领导程式的作用，使得县区干部下乡回机关汇报工作时，都要把教育工作列为汇报内容。对待教育工作，各部门既有分工，又能合作。1943年至1949年间，隗合生任十渡片中心教师，他每星期都要集中全片教师，辅导教师进修，传达上级文件，又布置检查各校工作。
抗日师资的培养与提高
据隗合生老人回忆，抗日民主政府把对抗日师资的培养，当做贯彻抗日救国战线的重要方面。老人回忆，自他1938年任教，到建国前，十一年中，他每年至少一次，多则三次，参加由专区或县政府举办的集训班，集训时间短则三星期，长则一个月。他清楚记得，1939年春，他在涞水县悟空寺参加房涞涿联合办事处举办的“青壮年知识分子训练班”，集训三个星期。办事处主任王巍(即县长)亲自给学员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指导理论学习。部队首长给上军事课。同年冬，在十渡的马安村举办的师训班，提出对学生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倡导教学民主。
这种集训，使隗合生印象深刻的是在1942年。平西根据地经过40年和41年日寇两次残酷扫荡之后，敌人又在山外挖下封锁沟，修筑炮楼，实行全面经济封锁，企图困死根据地军民。在这严峻的形势下，平西专署又在宛平县的黄塔村举办了由全专区教师参加的秋季“反法西斯整风大会”。房山二区(张坊片上以里各村)参加者有隗介三、白壁、汤继武、张来新等十余人。他们都是自带被褥和干粮，由十渡集中，爬山越岭，通过宝水村的最高山硝灰岭，直走十二个小时，才到宛平的黄塔村。会议期间，一天两顿玉米渣粥，不能吃饱(按人数下粮，吃完为止)。伙房烧柴靠学员下课上山去砍，吃菜到数里之外去背。会议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二十四字为中心内容，通过个人检查，小组讨论，典型发言，大会辩论等形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整风。大会还请来“挺进剧社”的作曲家夏何等几位同志，给学员讲授乐理和怎样编剧、如何导演等文艺知识。为期一个月的大会，使参加者无不感到：生活虽然艰苦，学习十分紧张，但通过整风及时挽救了一部分动摇分子，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也提高了学员的业务能力。抗日民主政府对抗日师资的培养，推动了革命进程。
教育方针、教育原则及教学方式
抗日战争时期的口号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一切服从抗日”。1939年邓华司令员率队驻扎十渡，曾将这十八个大字书写在十渡龙山，直至文革动乱，才被“造反派”毁掉。那时根据地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只要能为抗日做一点事的，都尽力去做。抗小师生，更是如此。教育工作要求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学习文化与学习抗日本领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做合一。为适应战争需要，不论初小还是高小师生，都遵循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教师对学生是要求培养小主人，不要小奴隶，提倡教学民主，官兵一致，官教兵，兵教官，教学相长。以班为单位，建立队委会，设大队长一人，负责班级全面工作，下设学习委员、文体委员、卫生委员、社会服务委员。小干部由教师提名，同学举手通过。
课程设置：语文、算术(包括珠算)、军体、文艺。不论什么课，都是抗日内容。如小学第一册语文的第一课：“人”；第二课“我是中国人”；第三课“中国人打日本”，第四课“打日本救中国”。三、四年级的语文以应用文为主，如怎样开“通行证”，怎样写慰问信等。算术课初年级是计算战利品，高年级珠箅学习算减租减息，征收公粮，计算统一累进税等。学生没有正规课文，靠抄老师的样本。教师和高年级同学帮助低年级抄。大部分教材是由教师根据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内容编写，或从报刊上选摘(当时有《教育阵地》月刊、《挺进日报》、《察哈尔日报》等)，还有教师自己编写的顺口溜、快板、小歌剧、旧曲调填新词等，既是文化课本，又是宣传材料。学生爱学爱唱??。1939年在根据地开展普及文化运动，为了解放妇女，号召青壮年妇女剪发、放足、上识字班，女孩子上学，学校就编写这方面教材。针对个别妇女家长认为女孩上学没有用，不肯让女孩上学，还偷偷给女孩缠足的顽固现象，隗合生就用民歌“二十四糊涂”的曲调，编写新词教唱：1、人家的女儿走路快又稳哪，我走起路来真痛苦哇!妈妈娘儿好糊涂，哎哎哟，我也要放大足呀!2、人家的女儿能写又会算呀，我的两眼黑大糊!妈妈娘儿好糊涂哇，哎哎哟，我也要去念书呀!……
为达到普及文化的目的，学生有整日班、半日班，随到随教，还允许带小弟弟妹妹上学。小先生送字到家，巡回教学，形式多样，学生放学后，还利用中午、晚上、星期日时间，去做大量宣传和社会服务工作，组成秧歌队、歌咏队，霸王鞭队、街头活报剧组。此外，轮流义务传送书信和文件，(当时没有邮政，一般文件和公私信件，封面上写“沿村转送”，特急的插上鸡毛，就能接续送到收件人手中。)站岗放哨查路条。还譬如在1942年，日寇经过连续两年对根据地疯狂扫荡以后，改用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为改造懒汉二流子，小学生组成“调头队”，早晨起床号响起，他们就到各户去检查，发现有睡懒觉的人，就托他的头，催他起床去生产。不听规劝的，就用黑板报、山头广播去批评，对推动大生产运动起到一定作用。
教师工作及生活待遇
抗日民主政府大力开展工作，根据地建设不断巩固发展。跟随根据地建设，教育工作也稳定向前发展。但是，在战争时期，教师的工作是极其艰苦的，生活待遇也十分菲薄。他们由旧知识分子很快实现新知识分子的转变，其中原因除有爱国的民族气节，也包含对党忠诚的信念。不讲条件，不提困难，不避艰苦，服从调动，是根据地教师的特征。
隗合生这样回忆：1940年署假后，政府调他去六渡建校，当时他才刚二十岁，缺乏独立生活经验，自己不会做饭，夜里不敢一人睡觉，但接到调令，还是愉快地服从了。不会做饭求大一些的女同学帮忙，夜里害怕就用桌凳堵住屋门，趁睡不着觉就备课，编写宣传材料。这样，终于克服了困难。
1945年日本投降，根据地人民更加看到希望，十渡学校的学生也猛增到八十多名。学生多，教员少，四个年级分占两部教室，每天六课时，全是直接讲授时间。因学生搭垒的泥台木板桌凳挤满教室，就根本没有教师座位。口渴了喝凉水。政府忙于解放战争，支援前线，不能增派教师，这四个年级就由隗和声跑教。白天教八十余名学生，晚上还到村剧团去当导演，编剧，给演员抄写台词，每天都工作到深夜。除去教学和社会工作，他还要在星期日召集本片教师开会，会后还给四名老教师（卧龙史凤呜、马安刘显斌、西河杨万禄，六渡蔡永明)讲算术课、判作业，留作业，给本片其他教师判大楷(要求每人每星期六篇大楷作业)。这种工作状况，隗和声独立支撑了很长时间。
从1938年至1945年，隗合生先后在十渡、西庄、前后石门、平峪、八渡、九渡、六渡、西关上等九个村任教。他的学生大的，只比他小四、五岁。战争时期的学生大部分都参军参政和在村里当干部，有的随军南下，至今在外。如十渡村的齐彦广，现以十二级干部待遇离休，住济南高干疗养院，他85年探家看望隗合生时说，“我的工作是受您的影响，走到革命路上来的。上学时您让我当歌咏队长，教我打拍子，指挥唱歌，参军后我就一直搞文艺工作。”为革命队伍输送人才，是根据地教师的最大慰籍。
从1939年十渡建立革命政权到建国之前，教师的生活待遇是每月三十七斤半小米，做为教师的生活包干费。战争年代最困难时期，教师根本见不到肉和油，甚至连食盐都买不到。三十七斤半小米，食量大的根本不够吃，隗合生老人讲到一个靳金章，他是部队精简人员，1942年在东村教书，1949年当房山二区教育助理员，到区报到时，区公所做了三斤米的饭(为全体干部做的)，他一顿就给吃光；还有个张来新，在宝儿水村任教，实在吃不饱饭，就向学生要死老鼠，用火烧着吃，42年黄塔整风，还批评他不顾群众影响，让他写检查。可见那时没有人喊苦叫累，更谈不上闹待遇问题。根据地教师，追随革命脚步，与我们党协力同心，迎来了新中国的黎明。